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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治安大数据防控思维的十大转变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8-31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传统的信息化治理下简单人防、物防、技防的手段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社会治安防控需求,暴露出诸如警力资源严重短缺、信息处理上传失真导致防控失当、各部门间数据孤岛严重、数据信息研判不准确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为推进社会治理,指明了现代前进方向——大数据防控,大数据防控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大数据”运用的核心价值就是从复杂的数据中找到隐蔽的规律,进而对事物的发展进行精准的预防与预警,这无疑将对治安防控中的情报分析、重点人员管控、隐患防范、案件侦查等工作带来巨大的变革。虽然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但虚拟社会治安防控面临严峻制度与技术的挑战。

论社会治安大数据防控思维的十大转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无限扩展的虚拟社会空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治理新问题、新挑战。

  黑产的全称是网络黑色产业链,是指通过网络技术形成的分工明确、衔接密切的利益团体,通过入侵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窃取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谋取非法利益的产业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黑产的从业人员在百万级以上,每年造成的损失达千亿元级规模。而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暗网”成为毒品、色情、暴力泛滥的黑色空间。网络社会治理成为考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普通群众因缺乏与之接触的经验而普遍没有安全感。

  现阶段,大数据在社会治安防控领域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警务部门目前几乎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大多数地方公安机关并未对大数据运用提升业务能力予以足够的重视,大数据资源管理的思维尚未建立。大数据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运用目前还未有任何实践经验,相关的技术、理论也正在探索的过程中。虽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警务部门获得采集到大量的数据,但是数据信息集成、整合、分析、处理的能力和技术还亟待完善,运用“大数据”进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机制、体制还亟待创新。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大量流动人口流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社会管理的空白地带城镇化过程中,在城镇化进程中萌发了许多社会治安新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建设带来涉地涉迁利益纷争极易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直接影响城镇社会稳定、对农民工管理服务的缺失妨害城镇治安秩序、流动人口增多使城镇违法犯罪防控难度增大等问题,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必须大数据防控技术。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社会治安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和公安机关等部门还要增强自身的预警能力,通过技术强警,加强对城市治安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定期排查,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要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制度,并将管理和化解不安定因素的责任落实到各个部门责任人身上,以保证不安定因素妥善处理。

  信用作为法律、纪律、道德之外的另一种规范力量,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日常积累,实现对普通人生活及其德行表现的高清画像。通过建立信用记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并与个人生活相挂钩,信用可以有效降低社会成员间的交易成本,改善社会道德水平,实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社会治理效果,从而建立一种对社会成员具有强大约束力的超级自律机制。诚信必须成为法治所能够关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治安防控的诉求。

  在社会治安防控模式创新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步入实时、交互、快捷、高频的“微时代”,自主开放的自媒体话语权,隐蔽性的信息源,交互快速的传播方式,碎片化、泛娱乐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等等,使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互动。在中国现实情境下,需要契合我国实际的规则体系,才能真实反映现实问题并根治诚信问题。这也需要利用大数据防控的技术与思维来助推社会变革。

  作为社会治安精准化防控的重要主体,公安机关在治安大数据的收集、挖掘和运用过程中必须以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为了实现大数据防控的效果,应有思维进行转变。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数据文化匮乏的国家,中国人习惯于取道中庸、盲目随意、不求甚解、甘于糊涂、拒绝精准,对于数据的漠视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整合和导向的功能,数据文化通过理念引导,将数据信息与公安机关的实践经验、传统知识相结合,从防控理念、物质基础、制度建设上推进社会治安精准化防控模式的形成。

  公安机关应对社会治安防控精准化转向有清醒的认识,要坚定“数据致胜”观念,注重数据文化的培育,将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的“数据文化”理念贯穿于治安防控工作全过程。通过公安机关引导、学术交流推动,有序实施包括公安民警在内的防控者大数据文化教育,消弭大数据文化鸿沟,最终在社会治安防控各部门构建起大数据物质文化、大数据行为文化、大数据制度文化和大数据精神文化。

  洛卡德的“物质交换原理”指出:每一次接触均留下痕迹。大数据时代之前,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往往只拘泥于对现实(物理)空间中的痕迹的布控、侦查,而忽视了数据空间的各种痕迹辨识与勘查。事实上,在现实空间中我们所做的每一次信息交换都能反映在数据空间中。通过大数据可以挖掘两个空间之间的关联性,知道物理空间自然人的行为就能预测在另外一个空间数据人的行为,这是建立在信息交换原理的基础上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生活占据人类越来越多的时间,大量的用户行为习惯被记录下来,网络空间的数据生活,人们不断的挖掘这些用户行为习惯,试图让这些行为习惯发挥到最大的价值。由于在以往的防控、侦查中,有时我们在现实空间里只能获取一些零散的信息,这就导致了我们布防、破案时的效率低下;而利用大数据技术则可以对这些数据空间中零散的数据予以组合排列,“编织”出一张发散性的信息网,在极短时间内掌握所有有关案件的线索,为破案提供极大的便利。

  从“大数据”和“数据分析”中获得价值的关键在于人本因素。一旦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某种见解,当然这离不开人工智能专家超高的算法,但大量价值的基础数据、以及行业领域的专家及匠人的经验与智慧也必不可少,这就是大数据分析所强调“三位一体”。在大数据分析这一整套流程中,需要提供数据者、总结规律者以及人工智能专家。在以往的传统防控过程中,公安机关占主导地位,通过公安干警的巡逻来搜集数据,依靠公安机关干警的分析来总结数据,这种方式使得效率低小而且会加重警民之间的隔阂。

  大数据时代,公安民警察均应承担起提供数据的责任,要依托移动警务终端,建立标准化、清单式信息采集机制,实行全警采集、全警录入日常警务勤务中产生的各类非标准有关联信息,同时要确保基础数据信息的真实、准确、鲜活。而一线专家或情报人员则主要负责总结承报上来的数据的规律和经验,譬如说小偷搭乘地铁的行为方式与常人有何不同等等;最后,人工智能专家利用这些处理过的数据构建相关模型,用于防控此类违法行为。大数据分析不是只靠一方力量就能实现的,其与社会各方的利益相关联,也需要各方的协助配合才能达到严密防控的目的。

  通过智慧新手段,治安防控的核心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状态的的转变,通过大数据防控建立各种形式的地形图,社会治理也着力实现“重点管理”,做到对重点人员、重点物品的“动知轨迹、居知住所、行知去向”,全覆盖、无盲区,社会防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

  利用微信、微博、QQ 群等移动互联社交应用工具,以社区为单元。完善信访涉稳重点人员数据库,通过人员实名信息采集,与重点人员实时对接;做实重点物品管控,将散装汽油、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以及管制刀具等全部纳入“大数据”管理,实现对重点场所的治安状况综合评估;围绕反映人员“吃住行消乐”基本活动的旅店、网吧、洗浴、典当、寄售等重点治安场所,研判分析重点人员的活动轨迹、消费现状和社会关系人。总之,开展前移式治安控制,由被动打击转化为主动打击,实现对虚拟社会防控的提前化、主动化管理。

  过去,我们在绩效考核时强调“唯结果论”,以考核结案数、破案数为主,这么做一方面助长了“钓鱼执法”、“放水养鱼”的风气,使防控本身失去意义,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另一方面,会使考核结果的偶然性大增,有失评判的公正性。公安机关的结案数、破案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该机关辖区的社会秩序。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们有能力通过对每位干警的巡逻范围和工作状态进行跟踪记录、评估,把防控“过程”放在首要地位,实现防控结果与过程权重转变。这种权重转变充分反映了治安防控中“以防为主”的理念,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针相契合,这对我国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有着积极作用。

  公安机关合成作战是一种以公安网络为载体,整合和集成各警种各类信息化资源及技术手段,通过数据的交叉碰撞比对,揭示蕴藏在各类信息资源内部的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特点和作案痕迹,从而发现时空规律、破案线索,开展防范、控制、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一种新型公安工作模式。由于公安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科技化,使得合成作战被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使得防范和打击具有了自动化、智能化倾向,也使得公安机关的思维、行动得到网络的有力支持而变得灵敏。

  信息化是一场革命,“合成作战”引领了公安工作的创新、催生了公安工作的深层次变革。着力“合成作战”,抓打防、提质效。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案件串并、锁定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实现“大案快破、小案多破”的效果。依托视频监控、治安卡口、电子警察等,利用物联网等技术,建立人员“关系网”、车辆“轨迹线”、犯罪“趋势图”等积分模型,通过定位、跟踪、封堵、布控,全方位掌握人员、车辆、物品等重点关注目标的活动轨迹,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防控方式从平面到立体转化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系统工程,这一体系运作模式的架构,应集打击、防范、管理、控制等治安管理诸层面,以“场”为单元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运作,集全社会的力量来推进的治安防控体系运作模式。杭州警方还开发设计了治安状况“四色三级预警系统”,以绿、黄、橙、红四色代表不同治安状况,启动不同级别的防控等级。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根据“四色三级预警系统”,已累计出动民警22万人次,设置卡点1.8万个(次),切实提高了见警率、盘查率和管事率。

  发挥社区警务的作用,根据人口密度、治安状况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科学划分巡逻区域,优化防控力量布局,减少死角和盲区,提升社会面动态控制能力,加强对强化重点场所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秩序良好,增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使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和公共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防范。

  在如今的形势下,大数据防控手段在治安防控中愈发频繁出现,与传统技术手段相辅相成。在网格化管理中,一旦遇到紧急的警情,指挥中心可以直接联系网格里的单警,让距离现场最近的他赶过去,提高执法效率。同时,一线巡逻民警能够配齐防护、通讯装备和执法记录仪,其单警作战能力和协同处置能力全面提升,遇到突发情况时能采取就近处置原则第一时间快速处置。

  当然,不能一味突出现代手段的地位而忽视了传统手段的重要性,在技术突破前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要保持传统防控方式,人防、物防与技防三者不能缺失。同时借助大数据平台系统,实现上门入户、巡逻防控等工作载体,有步骤、有力度的实现对“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实有组织”的信息全采集,着力破解各类人员底数不清、住址情况不明等“瓶颈”问题。

  公共危机的预测和预警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预测是指危机管理者收集相关的信息并做出研判,而预警则是危机管理者通过特定的渠道将研判的结果传递给可能受到影响的受众。一方面,科学的预测是精准预警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效的预警才能将预测的结果及时地传递给受众。护城河行动将构建以信息主导警务机制、动态网格防控机制、快速应急指挥机制、社区警务工作机制、网络科技应用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

  深化数据研判,建立健全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决策机制,使之成为指挥员决策决断的参谋助手。通过预测与预警所共享的信息,能对警力部署、目标轨迹、警情态势等进行可视化,展现出警用地理化多维系统,做到点对点调度、扁平化指挥,缩短响应时间,充分发挥挖掘出“大数据”所蕴藏着有价值“金矿“。

  “棱镜门”事件表明,大数据技术很可能涉及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作为社会治安精准化防控的重要主体,公安机关在治安大数据的收集、挖掘和运用过程中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预防、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国家安全为导向,时刻遵循规范性原则,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制定严格的数据收集、整合、存储、挖掘和运用标准和规范,建立权限、风险分级管理机制,以及公民隐私、数据安全侵犯问责机制,加强涉及公民隐私、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等重点领域、敏感信息的日志管理功能,全程监测、查询、记录大数据平台上的各项操作,并及时识别、阻隔可疑风险。

  此外,公安机关要加强信息系统的软硬件投入,大力开发适应我国社情、国情、民情、警情的自主可控的大数据技术与产品,并在数据保护技术上不断更新,应用最新的安全管理理论和安全软件技术,保证大数据运用各环节数据的完整性、精确性、原始性,牢牢掌握数据主权,保障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数据聚合与共享是大数据防控的神经网络。社会治安防控中应用大数据是必然趋势,通过海量、动态、多样的数据有效集成为有价值的治安信息资源,推动警务由传统的经验思维模式的转变,进而加快公安社会治安管理和防控能力现代化进程。并且利用大数据,可以使警务部门治安防控的行动部署所依据的资料更加全面准确,不同警种、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将更为顺畅,进而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治安防控管理效率,降低治安管理成本。

  “科技向善,数据有度”是腾讯隐私保护的价值理念。面对一系列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要趋利避害地使用新技术与大数据,提高智慧社会的治理水平。同时要维护国家互联网主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依法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毋庸置疑,大数据分析技术能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得到有效防控,这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传统的社会管理已难以奏效。正如习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总之,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防控必须依据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人工智能可以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安格局的形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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